以改革红利释放发展潜力

澳门新葡亰553311b 发布者:党政办公室发布时间:2012-06-15浏览次数:13

以改革红利释放发展潜力

口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

从过去30多年的经验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重要的是要靠改革;从未来10年、20年的大趋势看,实现这个伟大的“中国梦”,仍然要靠改革,靠改革红利的持续释放。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和转型中的大国,转型与改革的任务远未完成。实现中国梦,仍有赖于改革红利的持续释放,从而开创一个走向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黄金10年”。

改革红利,就是通过制度创新,破除制约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和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创造发展优势,提高发展效率,从而带来物质财富的增长。进入发展新阶段,我们说“改革是中国的最大红利”,就在于抓住国内巨大需求潜力释放的最大机遇、发掘人口城镇化的最大潜力,直接取决于重大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就是说,要以“最大的红利”,抓住“最大的机遇”,释放“最大的潜力”。

一、改革是最大红利

过去30多年,我国凭借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等,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传统红利正在递减。从2013年的经济形势来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上保持平稳,但经济环境更加错综复杂,有利条件与不利因素并存。我国正处于必须依靠经济转型升级才能持续健康发展的阶段,统筹推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十分重要,通过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可为稳增长和调结构注入新的动力。未来510年,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何在?转型与改革的动力何在?从现实看,新的红利源,仍然来源于改革,来源于转型。

1.内需红利与改革

(1)我国的内需潜力是最大的战略机遇。随着我国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城乡居民的物质文化需求内涵、结构与规模都在发生深刻变化,消费结构正在由生存型需求向发展型需求、由物质性消费为主向服务性消费为主转变。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我国未来58年消费升级的潜力与提升空间巨大。初步测算表明,到2020年,我国城乡居民名义消费总量规模有望达到45万亿元左右;加上相关的投资需求,2020年内需规模有可能接近百万亿元。我国巨大的潜在消费需求的有效释放,不仅对我国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对拉动世界经济也将起到重要作用。

(2)内需潜力可以支撑未来510年经济中速增长。分析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的趋势,需要建立在对国内市场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增长趋势的客观判断上。初步测算表明,消费增速每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将增长0.76个百分点。如果20122020年城乡居民消费年均实际增速达到7.66%8.92%,推算同期经济年均实际增速可达到7.07%7.96%。这表明,如果潜在的消费需求能够比较充分释放,就有条件支撑未来107%8%的中速增长。就是说,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尤其是消费需求潜力,是未来510年我国转型发展的突出优势和主要动力,并将决定未来10年的增长前景。

(3)释放内需红利需要在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上实现重大突破。从未来几年的发展趋势看,能否抓住国内需求潜力释放的重要战略机遇,取决于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的实际进程,即能不能用58年的时间形成以释放国内需求支撑可持续增长的基本格局。

 ——以改革破题投资转型,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动态平衡。多年来投资率居高不下,投资规模增长过快,使投资消费失衡成为经济运行的突出问题。经济增长的实践表明,长期依赖投资驱动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没有消费需求支撑和引导的投资,在保短期增长的同时,会给中长期的增长积累更多的结构性矛盾。适应消费需求释放和消费需求结构变化的大趋势,着力推进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重在以改革破题投资转型,改变投资结构,优化投资来源。

 ——以公益性为重点调整国有资本配置。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资本调整,日益成为影响和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无论是调整经济结构、优化投资结构,还是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理顺利益关系,都要求调整国有资本配置结构,使广大社会成员能够分享国有资本增值创造的社会福利。

 ——以形成6亿中等收入群体为重要目标破题收入分配改革。2020年要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增,关键在于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即在目前大约23%的基础上,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到2020年努力使中等收入群体占比达到40%以上,规模扩大到6亿人左右。实现这一目标是个大战略,意味着消费主体的形成与稳定,利益关系调整的新突破,走向共同富裕的大趋势,“橄榄形”社会结构的初步形成。这就需要以民富优先破题收入分配改革,尽快扭转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需要尽快提高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以制度公平为重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推进结构性减税。

2.城镇化红利与改革

(1)我国人口城镇化仍有倍增空间。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2.57%,实际的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5%,远低于2011年世界52%的平均水平。在没有大改革的情况下,20102012年全国农业人口落户城镇的数量为2505万人,平均每年达到835万人;如果能打破政策与体制掣肘,每年就有可能提高1.52个百分点。到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就有可能接近目前的世界平均水平;到2030年,有望进一步提高到65%70%的峰值,基本实现人口城镇化。就是说,未来的20年左右,我国人口城镇化率有望实现倍增。

(2)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城镇化将拉动消费潜力的释放。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将带来巨大的消费“累积效应”。2011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差距为3.341。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意味着至少有1300余万人将从农民变为市民,这将直接带来1740亿元的新增消费;10年间城镇化率提高1015个百分点,将带来1.7万亿至2.6万亿元的新增消费规模,约拉动最终消费增长1.6个百分点。

城镇化将带来巨大的投资空间。未来10年,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将再有2亿农民进入城镇,加上现有的1.6亿农民工,新增城镇人口将达4亿左右。按低标准,农民工市民化需要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由此需要新增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

(3)明确人口城镇化的转型方向。释放城镇化红利,当前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在于,尽快实现从规模城镇化的扩张向人口城镇化的发展转型,切实防止以发展城镇化的名义重蹈盲目投资、盲目扩张的老路。近期看,需要尽快制定国家层面的城镇化发展规划,明确人口城镇化转型与发展的基本目标,尽快让农民工成为历史。

(4)关键是人口城镇化的体制机制创新。释放城镇化的内需潜力,重在改变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真正解开这个“二元方程”,尽快在八个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一是让农民工成为历史;二是尽快打破城乡二元户籍结构,改革户籍制度;三是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尤其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四是调整人口政策;五是推进与人口城镇化相适应的财税体制改革;六是推进农村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七是以打破行政主导城镇化为目标,调整行政区域体制;八是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3.改革红利与改革突破

(1)发展依赖于改革红利。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看,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制度变革带来的制度红利。未来10年,我国将面临内需红利、城镇化红利等新的红利,但无论是内需红利还是城镇化红利,都直接依赖于制度红利的释放程度。在改革远未完成的情况下,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度期盼的重要改革,长期缺乏实质性的突破。例如,一些既定的改革攻坚久攻不下,资源要素价格改革、垄断行业改革等至今仍未有实质性突破;一些改革久拖不决,最为典型的就是收入分配改革历时8年,一拖再拖;一些改革决策长期难以落地,突出表现在非公经济发展的“36条”和“新36条”上,出台后长期难以得到有效落实。

(3)改革突破可以释放巨大的改革红利。从现实情况看,由于多方面体制机制的不完善,我国制度创新与制度完善的空间巨大。由此可以释放出巨大的红利。以公平与效率关系为例,追求公平的改革可以带来直接的增长效应。长期看,公平与效率是持续稳定、相互包容的因果关系。高效率的发达国家也总是制度安排较为公平的国家,而低效率的发展中国家也总是制度安排不公平的国家。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在生存型阶段,为了解决广泛的贫困问题,客观上需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进入到发展型新阶段,公平与效率正相关系数大大提高。现实经济社会生活中制度不公平对效率带来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成为制约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发展的新阶段,公平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释放效率、提高效率、放大效率,直接提高潜在增长率。

二、改革的突出特点

党的十八大后,破题改革、释放改革红利,要求我们全面把握新阶段改革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趋势,尽快实现改革的重大突破。

1.转型与改革直接融合

(1)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依赖于改革的突破。首先,没有改革的突破,很难实现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变。从我国人均资本量偏低的现状出发,投资空间还很大。但问题在于,投资主导下投资的效率持续下降,投资产出率从1997年的3.17元下降到2010年的1.44元。如果这个下降的趋势持续下去,恐怕投资越多,效率越低,产能过剩的问题越严重,增长质量就越堪忧。

其次,改革不突破,很难调整经济结构。以产业结构为例,服务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服务业的开放,尤其是向民营资本开放的力度。仅通过政策调整,很难真正调整产业结构。

最后,改革不突破,很难应对就业压力。我们初步测算发现,未来20年,第一产业需要转移出劳动力(包括现有的兼职农业人口转为全职非农劳动力)3.3亿人左右。如果就业弹性系数仍维持现有的低水平,不考虑新增劳动力因素,仅消化这3.3亿劳动力,未来20GDP年均实际增长至少要达到10.2%,这恐怕是很难实现的。

2009年,中改院在《“十二五”改革规划研究》中提出未来几年改革的总体思路,即: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以适应社会公共需求转型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两年的实践表明,无论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社会发展方式转变还是政府转型,越来越依赖于改革的全面突破。未来5—10年,我国的转型发展对改革的依赖正在全面增强。

(2)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依赖于市场化改革的推进。特定的经济增长方式只能适用于特定的发展阶段。如果发展阶段变化了,而发展方式长期得不到转变,就有可能出现增长机制的锁定并带来发展的一系列问题。2006年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明确提出,使备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成长为中等收入的战略,对于他们向高收入攀升是无法重复使用的,如果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的上限,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拉美国家就是一个典型的教训。从过去几年我国的实际情况看,仅依赖一些政策性的调整,如家电下乡等,很难转变原有的发展方式,反而有可能贻误时机。要防止被低收入阶段的增长机制所锁定,摆脱原有的路径依赖,必须实现全方位改革的突破。

(3)社会进步与社会转型,取决于社会领域改革的推进。例如,利益多元化的趋势要求有利益协调表达的合理途径,但尚未构建起有效的利益协调对话机制;公共治理成为基本趋势,但社会治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延续行政管制的方式。要在社会转型中推进社会进步,除了加快推进社会改革外,恐怕没有其他更有效的途径;社会结构要从“哑铃型”转向“橄榄型”,收入分配改革这一关不得不过;要构建一个适应利益多元化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建设这一关不得不过。

(4)政府转型取决于政府自身改革的突破。政府转型与改革是推进全面转型与改革的关键。从实际看,政府转型越来越依赖于政府自身改革。例如,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就需要改变“增长主义政府”倾向,在经济生活领域坚持市场主导下有效发挥政府作用,而不是政府主导下有限发挥市场作用;社会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在于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这就需要改革“大政府、小社会”的局面,建立有活力的“大社会”,逐步走向社会公共治理。就是说,政府转型已经直接与政府改革联系在一起,并且高度依赖于政府改革的实质性突破。

2.利益失衡矛盾日益突出

(1)利益关系失衡的趋势明显。在过去30多年的发展转型中,由于相关制度创新的进程不一,尤其是政治领域改革相对滞后,利益关系随着利益多元化的趋势,呈现明显失衡的格局。

李克强总理说,“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也可以说是攻坚期,的确是因为它要触动固有的利益格局。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从这几年的改革实践看,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既得利益群体,他们人数不多,但掌握着社会的实际控制权和公共资源,能量非常大,无论出台什么样的公共政策,他们总是利益的相对受益者甚至绝对受益者;而其他的社会群体总是利益的相对受损者。

(2)利益掣肘成为改革的重要阻碍因素。与30年前改革不同的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利益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基本形成。改革之初主要掣肘是思想解放程度问题,现在改革的主要掣肘是利益调整问题:一方面,在利益格局下,任何一项改革,总有人赞同,总有人反对,要想形成广泛的改革共识很困难。例如,异地高考的问题,就面临着本地户籍家长的强烈反对。另一方面,在利益掣肘下,改革有可能陷入“转型陷阱”中。在渐进式改革的方式下,体制机制随时都在发生变化,但随时也有可能在既得利益格局的掣肘下停滞不前,使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过渡性体制固定化和定型化。

(3)把打破既得利益格局、惠及13亿人作为新阶段改革的重点。从现实需求看,如果改革不能促进公平正义,不能保障公平正义,不能让改革成果惠及全民,恐怕将失去全社会的广泛支持,改革共识难以凝聚,改革动力难以形成。新阶段的改革,要把调整利益关系,打破固有利益格局作为重点。不仅要通过增量改革,努力实现“帕累托改进”;更要通过存量利益的调整,改变利益集团的预期利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改革的突破。

3.改革时间、空间约束明显增强

(1)改革需求全面增强,要求改革供给尽快跟上。在生存型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表现形式是私人产品短缺,人们希望通过改革,尽快解决私人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与问题;进入到发展型新阶段,进入到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但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例如,人们对更大程度的市场化改革有了新的要求,要求把市场作为一种基本制度安排而不仅是资源配置的工具;人们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了新的要求,不仅仅要求改善民生,而且要求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走向制度公平;人们对政府改革有了新的需求,不仅要求政府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而且要求尽快打破政府利益化倾向,强化公共利益代表的角色。

(2)改革与危机赛跑。如果制度供给长期滞后于制度需求,改革供给长期滞后于改革需求,社会公共需求得不到有效的制度性保障,经济社会发展中积累的矛盾与问题恐怕难以得到有效化解,甚至不排除危机的集中爆发。

从我国的改革实际看,“改革与危机赛跑”并不是危言耸听。30多年的转型与改革,打破了一部分旧有的制度,建立起了一些新制度。但我国改革仍处于深水区和攻坚区,不完善的体制机制还相当多,制度性摩擦还相当突出,随着社会对改革的期望日益强烈,改革需求不断加大,如果改革供给长期不能满足改革需求,将积累越来越多的矛盾与问题,加大危机的风险,甚至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3)主动把握有限的改革时间和空间。今后的1—2年是改革的重要“窗口期”,即能不能提出改革的总体方案,并有大的力度部署和深化某些全社会关注的重大改革;今后的35年是改革的“攻坚期”,即能不能实现重点领域和重大课题的实质性突破。

如果改革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有重大突破,就可能迎来转型发展好的前景:形成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社会组织发展和社会自治有显著成效;政府转型有实质性.突破;民主法制有所突破,依法治国格局初步形成。在这种情况下,改革红利将得到有效释放,发展将迎来又一个黄金10年。

三、改革只有进行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未来58年的转型与改革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既需要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协调;也需要地方层面的改革试验,允许摸着石头过河;更需要尽快成立中央层面的改革协调机构,出台中长期改革规划,合理选择改革的主攻方向和优先顺序,创新改革的推进方式,有序有效地推进改革。

1.改革勇气与改革智慧

(1)要有敢得罪人、敢对利益群体“动刀子”的改革勇气和决心。内外环境变化下,改革面临多方面的挑战。改革到了“深水区”后,要敢于下水,敢于得罪人。过去30多年的改革发展实践中,客观上形成了“发展有政绩,改革得罪人”的格局,由此使得各级干部抓发展很重视、很实在,但抓改革很虚、很泛,缺少实实在在的措施。这种格局不打破,没有一点敢得罪人的勇气,恐怕改革很难突破。

(2)要有改革的大智慧。不怕得罪人并不是鼓励去得罪人,恰恰相反,改革要有极大的智慧。内外环境的复杂多变,尤其是利益关系的失衡,使得改革面临的风险、矛盾、问题明显增多。仅凭一腔热情推进改革,很容易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结果。我国历史上一些重要的改革,其决心不可谓不大,其勇气不可谓不强,但在实践中往往难以落实,甚至最终沦于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改革的策略性不够。在这种情况下,注重改革的大智慧,其重要性不亚于改革的勇气。首先,注重不同体制间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需要改革智慧。我国渐进式改革一个重要特点是,不同体制改革的进程不同,由此形成了多方面的制度性摩擦。制度性摩擦大到一定程度后,有可能形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冲击。改革智慧就是要密切关注不同体制间的制度性摩擦,抓住主要的制度摩擦并尽快予以解决。

其次,注重利益协调,需要改革智慧。以官员财产公开为例:激进的财产公开,恐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合理地设计财产公开的路线图,设计有效的方式方法,将大大减轻财产公开的阻力,为构建合理的公共治理结构创造条件。

最后,注重改革的顺序,需要改革智慧。面临错综复杂的体制机制性矛盾,不同的改革顺序面临的阻力不同,改革效果也有明显差异。就每项改革而言,总有可以依托的强大力量。充分利用好这些力量,对打好改革的“攻坚战”,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3)尽快形成改革共识,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当前最为重要的是改革共识,是上下共识。决策层与社会就改革形成最基本的共识,可以大大降低改革进程中的不确定性。为此,需要尽快建立起主动倾听改革建议的机制,保障上下之间充分的信息交流,真正形成上下对话并达成共识的机制,由此才能形成改革强大的动力。

(4)短期改革与中长期改革兼顾。转型改革会有阵痛,但不转型、不改革将会使矛盾和问题积累下来,中长期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危机挑战。当前,尤其需要防止以增长取代转型,以政策调整取代改革,以小修小补的改革取代深层次改革。既要充分考虑改革的可行性,也要考虑社会可接受度,给社会良好的改革信心和预期。建议优先部署和推进最直接、最有效化解危机的改革以及具有广泛社会共识的改革;对于社会有期待、一时难以实施的改革,要明确提出时间表,积极创造条件尽早推出。

2.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

(1)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随着我国进入到发展型新阶段,改革的背景、改革的特点、改革的协调三大特点要求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一是现在的改革背景情况同以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需要新的蓝图、新的行动路线;二是改革更具深刻性复杂性,利益关系失衡引发的问题更深刻更复杂;三是改革需要加强综合协调。为了顺应这个趋势,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完善体制改革协调机制,统筹规划和协调重大改革”。

一要明确改革的基本目标。我认为,未来5—10年的改革,需要以公平与可持续为目标,以协调利益关系为主线,以结构调整为重点。

二要明确改革的重点。党的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的改革,需要进一步具体化。建议未来5—10年的改革要把“消费丰导、民富优先、绿色增长、市场导向,政府转型”作为改革的重点任务。

三要加强改革的总体规划与设计。在改革进入到“深水区”和“攻坚区”后,改革面临的利益掣肘更为突出,能否主动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协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能不能实现改革的突破。

(2)鼓励地方政府的改革探索与试点。过去30多年,我国改革的一个有益经验与探索是鼓励地方试点,李克强总理指出,“一时看不准、吃不透的改革,可先选择一些地区和领域开展试点,以点带面,并有及时调整和纠错的机制”。通过这种方式,把体制机制变革与创新中的试错风险有有效分散在局部地区,同时把试点中积累的经验加以总结推广。因此,未来的改革突破仍要建立在试点的基础上,鼓励多元主体在统一的改革目标下,从多方面进行改革探索。

一要激励地方政府从总量竞争转向制度竞争。在当前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基础上,应鼓励各地针对发展中的突出矛盾与问题,先行试点,把改革试点作为衡量干部的一个重要标准,激励地方从当前的经济总量竞争转向制度竞争、改革竞争。二要鼓励多元探索,积极试点。例如:在金融体制改革上,鼓励金融机构积极探索新的业务模式,寻找新的创新路径;在社会体制改革上,鼓励红会、慈善总会等现有官办社会组织,探索转型之路。广东的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就是探索的一条道路。

(3)形成全社会参与改革的基本格局。广大社会成员成为改革的主体,表达改革诉求,参与改革讨论,分享改革成果。

一要让群众成为改革的主体,开门搞改革。要让群众参与重大改革的讨论、决策,甚至可以在个别地方探索重大改革的投票制度。我认为,最为关键的是要尽快建立和完善重大事项决策听证制度。二要引导和规范社会组织在改革中的积极作用。在利益关系、社会结构变化的新阶段,有组织的协商对话比无组织的对抗更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建立有序的公民社会和深化改革。为此,应积极引导和规范社会组织参与改革,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对推进改革的能动作用。三要尽快建立及时有效的媒体信息公开制度。建议:一是要改变过去“政府发布、媒体公布”的“单向流动”惯例,,凸显媒体信息公开的主动性;二是媒体应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全面、如实、及时地报道和评析新闻信息;三是制定保障媒体权益的相关法规条例,确保媒体信息公开不受外部人为因素干扰。

4)改革先行先试与立法推进相结合。改革既需要通过行政权威推动,也需要法律权威推动;既需要通过试点探索突破,也需要在试点的基础上形成法律法规。对一时拿不准、难以“一刀切”的重大改革,鼓励地方、各类主体先行先试;对有试点基础、有广泛共识的重大改革,尽快进入立法程序,给社会明确的改革预期,降低改革的社会风险。建议用法律的形式将改革目标上升为国家意志,强化法律约束性;加强改革程序立法,逐步将改革的社会参与、改革程序的透明等纳入法制化轨道。

3.把政府改革作为突破口

政府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应作为新阶段全面改革的主攻方向。建议以优化权力结构为主线,把政府改革与党的改革相结合,以务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新突破;以政府向市场放权为重点转变政府经济职能,带动市场化改革的新突破;以政府向社会放权为重点转变政府社会职能,带动社会体制改革的新突破;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破题大部门体制改革。

4.改革的行动路线与时间表

1)尽快破题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与改革。

争取2-3年时间内,在全国范围内基本解决有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从多方面看,“十二五”全面解决有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时机成熟,且有望在发达地区率先取得突破。

争取用5年左右时间,初步形成人口城镇化的基本格局。初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重点领域改革取得明显成效;重点加快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通过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安排,人口城镇化率保持1.31.5个百分点的增速,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2.5%左右。

争取在8年左右时间内,基本形成人口城镇化新格局。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城乡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基本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布局;以城镇化为主线综合改革取得明显进展,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到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0%左右,初步接近60%的各义城镇化率。

(2)尽快破题收入分配改革。

争取近期尽快出台收入分配改革的具体实施方案。明确改革目标、改革重点、改革突破、改革实施等具体内容。并在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试点上取得重大突破。

争取3年内(2015年),以大规模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取得初步成效;垄断行业过高收入得到控制;全国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初步建立;以官员财产公开为重点的收入分配基础制度建设有新的突破。

争取5年内(2018年),实现政府财政预决算全面公开透明,收入分配基础制度进一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争取8年内(2020年),实现收入分配关系基本理顺,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达到40%左右;黑色和灰色收入得到制度性控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

(3)破题以价、财、税、金为重点的市场化改革。

争取近期内(2013年),以价格改革为重点,重点推进煤电价格并轨,全面推开阶梯水价和电价,进一步完善阶梯水价与电价的制度安排。

争取3年内(2015年),基本完成理顺资源价格体系的相关配套改革,形成资源的市场均衡价格,保证这些行业净资产回报率在相对合理的水平上基本稳定;产权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尤其是农村土地产权、国有资本战略性配置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垄断行业改革有实质性突破。

争取5年内(2018年),以财税体制改革为重点。基本完成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全口径财政预决策体系初步建立;在分税制基础上,调整中央地方财税关系,使经济总量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得到根本改变;改革现行税制,建立适应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税制结构;垄断行业改革初步完成。

争取8年内(2020年),以金融改革为重点。核心是在人民币国际化上实现重大进展;消费金融体系初步建立;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价、财、税、金、产体制基本建成。

(4)破题国有资产配置改革。

争取3年内,逐步提高国有资产收租分红比重。对资源型国有资产,以收租为重点,争取比重不低于工业产值的25%;对金融、国有企业等国有资产,以分红为重点,争取比重不低于净利润的30%

争取5年内(2018年),垄断行业改革有实质性进展,国有资产基本退出一般性竞争性领域,向公益性领域和事关中长期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新兴战略产业的投资比重明显上升;全口径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初步建立。

争取8年内(2020年),国有资产收租分红收益成为社会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基本建成。

(5)破题政府转型与改革。

与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有机结合。建议通过3年左右的时间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现垄断行业改革、资源要素价格改革的新突破,推动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

与加快社会体制改革有机结合。建议通过35年的努力,把部分政府职能交给社会组织和社区自治组织,实现在创新社会管理、转变政府社会职能上的新突破。

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总体实现相结合。建议未来3年左右,以服务业营业税转增值税改革为起点,初步形成公共服务导向的中央地方财税关系;再通过58年的努力,建立规范的中央地方公共服务分工体制。

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相结合。建议通过3年左右的时间,全面推进政务公开、财政预算公开,加快推进官员财产公开、司法公开;通过58年的时间,以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为重点完成大部门体制改革,形成自上而下强有力的行政系统,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创造必要条件。

5.改革的统筹规划和协调推进

改革既涉及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又涉及中央与地方、各部门的利益调整,更涉及改革的综合配套推进。因此,强化改革的统筹规划和改革的顶层推进至关重要。从领导和谋划改革的要求看,建立改革协调机构的主要任务是:第一,加强对改革的统一领导,审时度势,把握机遇,综合协调,保障各方面改革的顺利推进;第二,强化改革的决策机制,对每一项重要的改革做好总体部署,使改革决策机制更加统一有力;第三,坚持统筹兼顾、综合配套,对备方面的改革实施具体、统一协调;第四,综合把握改革的总体情况,并推进综合性改革试验和专业性、地方性的改革试点。

邓小平同志曾说过,“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我们同样可以说,现在看,改革开放后面临的问题不比不改革开放初期少。适应于内外环境变化,从社会需求的变化出发,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需要我们尽快实现改革的实质性突破,以此释放巨大的内需红利、巨大的城镇化红利和巨大的制度红利。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510年改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丝毫不亚于以往的改革。


延伸阅读篇目推荐:

《认清大势着力落实  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徐绍《党委中心组学习》2013年第3期。

《改革红利——十八大后转型与改革的五大趋势》,迟福林,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21日出版。

《“改革红利”三题》,李晓西,《人民日报》2013418日。

《为什么要强调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慕海平、张占斌,《光明日报》20136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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